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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1935年4月初,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,直奔贵阳,毛泽东的作战意图是“调虎离山袭金沙”,指出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”,因为西进云南、渡过金沙江,必须调出滇军,扫除主要障碍,一 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。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,看到红军直逼贵阳,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,急令滇军主力紧急增援,又严令湘军、桂军等各路军队对红军堵截。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时,中央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,以每天60公里的行军速度,向云南方向疾行,逼近昆明。这时,大部滇军已调往贵阳“听用”,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非常空虚,这样一来,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,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 

 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,对当地的地形道路很陌生,仅有一份全省略图且地点路线都很不精确,完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探索,少不了走弯路。巧的是,当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,迎面截获了由昆明驶来的给薛岳送物资的汽车。车上满载着宣威火腿、云南普洱茶、白药等,最为重要的是,车上还有印刷精致的一比十万的云南军用地图。原来,薛岳因没有云南军用地图,请龙云送去。龙云原本要派飞机去送,但是机师忽然生病,只好改用汽车,没想到被红军截获。这些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毛泽东知道后开心地说:“当年孔明入川有‘张松献图’,今天红军入滇有‘龙云献图’。”

 

  1935年4月29日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,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。红一军团接到命令,立即派红4团向禄劝、武定、元谋急进。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了解到,国民党的“中央军”还没有去过这几个县,决定由先头分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“中央军”,智取禄劝、武定、元谋三县。红二师第四团抽出三个连,利用先前缴获的一批国民党军服和武器,化装成国民党“中央军”。当部队到达禄劝时,民团武装看到出现在城门口的这支队伍服装整齐,扛着清一色捷克枪,于是断定“中央军”来了,引着部队进城。就这样,红4团一天中没费一枪一弹就巧取三城,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。

 

  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,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。按照中央命令,各路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抢占金沙江上的龙街渡、洪门渡、皎平渡等渡口的竞赛。5月1日,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营,经过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,5月2日夜里十一点多钟,率先到达皎平渡口。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,红军找到2只被沉到江底的木船。经过抢修后,5月3日凌晨,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渡江到北岸,占领厘金局和中武山渡口,缴获4只木船。5月3日晨,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,立即奔袭通安州,经过顽强战斗,打退川军进攻,顺利占领通安州,保障了渡口的安全。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后,随即着手架设浮桥。因水深流急,加上敌人早已将能架桥的材料烧毁或藏匿,架设浮桥计划未能实现。红军在江边总共找到的7只木船,除1只无法使用外,决定用6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。为了抢渡金沙江,中革军委专门成立渡江司令部,刘伯承任司令员,陈云任政委,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。刘伯承亲自制定了《渡河守则》,将6只木船都编上号,规定2只大船每船乘坐60人,4只小船每船乘坐40人,严格按照规定人数载人。为了尽快渡江,红军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,并宰杀肥猪改善船工伙食。船工们十分感动,他们打破金沙江不夜渡的传统,不顾疲劳,奋力为红军划船。渡江司令部将37名船工分成两班,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,3人一班,来回划船10次换一班,歇人不歇船。5月5日,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首长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张闻天等来到皎平渡口,当晚渡江完毕。左路红一军团连克禄劝、武定、元谋3座县城后,于5月4日赶到离元谋县城30公里的龙街渡口。右路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十三团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,于5月4日顺利抢占洪门渡口。因江面宽阔和水流太急,加上敌机轰炸骚扰,渡江十分缓慢。正当红一、三军团面临危局之际,5月6日,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,电令红一、三军团(除十三团继续在洪门渡江外),全部赶往皎平渡口过江,不得延误。中央的这一紧急指示,为红一、三军团指引了一条渡过金沙江的胜利之路。自此,中央红军3万人马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,分别从禄劝皎平渡、洪门渡、鲁车渡和东川树桔渡全部渡过金沙江,实现了遵义会议作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,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,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于云南金沙江南岸的阴谋,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

  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,红军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,经过近四个月的转战,终于完全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包围圈,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、黔、滇地区的计划,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,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。毛泽东的作战指挥天人合一,出神入化,书写出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,令人叹服。